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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个概念有着百年根基，在百年前中国黑暗深沉的时刻，有欲以读书汲取世界思想智慧、新民强国的读书人，点亮一盏盏读书灯，在1949年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。自新中国成立，党和政府就把书籍视为人民群众的“精神食粮”，但出版物奇缺、发行网和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极为落后，全国文盲数量占总人口的80%以上，农村文盲率高达95%。在这样的基础上以全体国民为对象推广阅读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此后，无数工作者在为此而奋斗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，“全民阅读”（Reading for All）这个域外而来的理念之所以能在我国落地，是因为七十多年的阅读推广工作已将贫瘠的土地耕耘成沃土，从2006年国家层面发出全民阅读倡议，迄今二十年的历史，是全民阅读理念本土化的二十年，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则是大规模本土化实践的思想结晶。

　　在1983年“全国宣传画展览”中，一幅名为《书籍是知识的窗户》的海报，获得了一等奖，画面是一个插满书的书架，一本巨大的浅绿色图书像一扇窗户一样被推开，一位面色红润、充满自信和朝气的女青年从里面望向外面的世界。上世纪80年代，是一个涌动着阅读热情的时代，但实际那个时代仍饱受读物供需矛盾的困扰，出版、发行和图书馆建设还需要时间来恢复、发展，直到20世纪末期，“书荒”才彻底结束，在以下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，成为全民阅读落地生根的基础结构：其一是书籍数量和种类的丰富，其二是公共阅读设施的建设——从城市向农村规模性延伸，其三是大规模书展、图书订货会、读书活动开展并积累了经验，其四是专业阅读推广力量的出现。这四方面的进展就像纵横交错的柴薪，需要一根火柴点燃全民阅读的熊熊篝火，这火柴就是始于1999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。

　　中国出版研究所（2010年改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）1999年开始启动国民阅读调查工作，每两年一次，国民阅读率1999年是60.4%，2001年是54.2%，2003年是51.7%，2005年跌到谷底，为48.7%。这些数据惊醒了中国以读书为志业的群体，“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”，2006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，自此，中国涌现起一场名为“全民阅读”的系统调查、改造和促进国民阅读的洪潮。

　　虽然20世纪30年代就有过全国性的读书运动，1997年中央宣传部等9个部门就启动实施了“倡导全民读书，建设阅读社会”的“知识工程”，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，2006年之后，促进全民阅读成为连续性工作，并从活动、工程、项目等实践层面跃升到了制度建设层面。制度建设的开端，是2006年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成立的全民阅读组织协调办公室，该办公室并非一个具有编制的实体机构，一直以来，常设在原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；2013年机构改革后并入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，在“三定”方案中，确立了出版管理司图书处的副牌为“全民阅读办公室”；2018年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，全民阅读的组织协调工作亦随之转入，主要由出版局负责。这就是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中规定“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全民阅读促进工作”的由来。

　　在立法开始时，大家都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：其一，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，帮助大家读书，谁会反对呢？其二，有《全民健身条例》珠玉在前可供参考，一是健身，一是健脑，二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双翼，缺一不可。会后，立法组即刻启动了《全民阅读条例》的前期支撑研究工作和草案初稿编制工作。困难接踵而来，主要在三。其一，专家队伍难建。全民阅读立法在我国尚属首次，没有什么经验规律可循，且文化立法基础薄弱，2013年我国文化领域的法律只有四部，还有启动数年还在艰难推进的法律，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》。其二，公众对文化领域立法的认知基础薄弱，无法在短期内凝聚广泛的立法共识。其三，全民阅读的社会认知度还不高。

　　逐一解决困难的过程，就是宣传立法和推动全民阅读的过程。首先，因为不可能找到专门的全民阅读立法专家，所以必须广泛汲取相关领域的智慧，包括立法学、阅读学、新闻传播学、图书馆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文化、公共财政、税收等各学科专业的学者，以及阅读推广、地方全民阅读工作行政、新闻出版、公益组织、教育工作等方面的专家。这些专家不仅为立法工作提供了智慧，在后来12年的全民阅读发展事业中，很多都是阅读推广的身体力行者。

　　其次，对于立法初期遇到的各种误解，是需要不断挖掘和宣传全民阅读的价值来解释的。2013年8月，新华社转载了《光明日报》关于全民阅读立法的简短消息后，迅速被各类纸质和网络媒体广为转载，得到许多公众人物及网民的跟进评论，成为热点话题。早期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，包括从事新闻、文化及法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和普通网民，对全民阅读立法持质疑、反对态度，而反对的依据在于认为读不读书是个人的私事，国家无权干涉。甚至有人发问：难道我不读书就犯了法？

　　这些争论，一方面源自全民阅读立法开辟了我国一块崭新的立法领域，当时尚处于调研和征求专家意见阶段，并未全面公开其内容和构思；另一方面源自人们对全民阅读概念的不熟悉、不理解。面对这些质疑，许多从事阅读推广、新闻出版、图书馆工作、创作工作的专业人士对全民阅读立法进行了合情合理的预测与分析，将其解读为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，并抱着积极期待，给予理性建议。这些观点很快成为意见主导，误解的声音很快自然平息，经过近两年的宣传推广，到2014年底，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》《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》相继公布，迎来的是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。

　　阅读立法以“条例”而非“法”起步，并非从重要性上考虑，而是从立法难度上考虑，认为条例会更容易出台，能尽快发挥作用，立法组曾希望能在三四年后推出这部法规，2017年，立法工作也确实取得了阶段性胜利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但因为机构调整、疫情等外部因素又延迟了数年。在12年历程中，参与立法的和负责立法的部门几经变化，但这部法规带有巨大的魅力，每个为之工作的人都能全力以赴。我想这是因为阅读深深镌刻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中，能够从事阅读立法工作的人，本身也是读书的受益者，因此，大家坚信这是利国利民的事业，在理念的接续和聚集中，这部法规长途跋涉12年，终于绽放。

　　其次，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的主体实现了多元化、基层化、专业化的发展。12年中，我国各地出现了大量阅读推广人，其中一部分是图书馆员、教师、地方领导干部、出版人、记者、书店店员等本职工作和书籍、阅读密切相关的人员，在职业技能中分化、培育出阅读推广的专业能力，从而以工作岗位为平台，助力全民阅读的时代大潮。另一部分是专职阅读推广人，以公益组织或商业机构的方式，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具个性化、可及性的服务，在我国南方地区，阅读推广组织尤其发达。这些阅读推广人最大的特点是直接调配各种阅读资源、信息和技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阅读推广对象，他们成为全民阅读事业的末梢循环系统，进而源源不断地向组织传递阅读推广的经验和知识。

　　12年中，立法工作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工作。笔者有幸参加了调研第一站：2013年5月，我们来到乌鲁木齐市，并在这里举办了立法调研的第一次座谈会，在当地主管部门的协助下，我们邀请了来自北疆、南疆、东疆各地区的一线代表，包括教师、图书馆员、农家书屋管理员、公益书屋创办人、县委书记、编辑、记者等。我们原本是希望到深圳举办第一场调研座谈会，因为那里阅读推广经验丰富，有助于法规内容的设计。但新疆尔自治区要举办天山读书节，我们就先来到了乌鲁木齐，这次座谈会深深震撼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代表们真挚的发言，他们对读书的看法，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：阅读是让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儿童共享共和国文化成果的重要方式，就像《朗读手册》里所说的那句话：“阅读是消灭无知、贫穷和绝望的终极武器。”

　　那一年，党中央所部署的脱贫攻坚战刚开始不久，在随后的岁月中，我个人也因为科研需要，开展了大量基层阅读调查工作，感受到全民阅读与脱贫攻坚的共振。2022年暑假，我再次来到新疆，和我所在院系的师生响应文化润疆的号召，面向喀什地区疏勒县巴仁乡开展乡村儿童阅读推广工作，把募集挑选的绘本和绘本课带给这里六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，为他们读《洛神赋》《兰亭序》《我们的身体》《海底的秘密》这些绘本里的故事，我们到公共图书馆、农家书屋、社区书屋、广东省援建的城市书房去调研，感到自己能为这里做些有用的事。此后，我们每年都带着学生横穿祖国阅读援疆。今年4月，我有幸到新疆做了一场解读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的报告，在会上，我得知和田的杏花节马上要开幕了，漫山的杏树下，会举办“古丽爱读书”的活动。

　　12年的岁月，让我学会了在阅读推广中研究全民阅读，在江南塞北，我看到了太多有关阅读推广的艰辛、感动与成就。在厦门、广州的城中村里，一间间在夜晚九点还亮着灯的公益图书馆，守护着那些父母还没有下工的流动儿童，通过对这些馆员的访问，我才认识到，将流动儿童纳入城市公共阅读服务体系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，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是留守儿童长大，比起城市里的父母，他们所承袭的养育经验本身就缺少亲子阅读这一项技能，而这恰恰是这些公益图书馆出现的原因。这些夜晚的灯光，让我深深意识到，我们为之而奋斗的全民阅读事业，是一项日常、温暖、明亮、高尚的事业。

　　令人振奋的是，这12年全民阅读不仅壮大了阅读推广力量，更让在各行各业从事阅读推广的工作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最切实的变化之一，是全民阅读的专业分工正在由简单趋向复杂，在阅读推广一线，笔者就发现了为特定阅读推广项目或人群遴选书籍的专家，募集资金的基金会，推广和管理阅读推广项目的项目专员，阅读指导师，培训阅读指导师的讲师、拍摄阅读推广工作的纪录片导演、专门为公益图书馆提供数字信息服务的专业公司、辅助阅读推广工作的志愿者……这些力量构建起有着更强生命力和灵活性的基层阅读推广机制，将全民阅读的政策精神转化为服务动力，让阅读推广在社区、农村、学校扎下根来，并提供了可供复制的专业知识。

　　一是补齐乡村阅读短板。乡村阅读推广是全民阅读工作中任务最重、难度最大、挑战最多的领域，其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国民整体阅读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。相比书籍、阅读设施等“硬件”投入，乡村阅读推广最需要的是“软件”，相对城市，乡村人才匮乏，而推广对象又大多是老人、孩子、读书意愿不足的年轻人，这不仅需要阅读推广人有热情，更需要有专业技能。培育这样的阅读推广力量，需要各地在全面摸底调研基础上保障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，健全完善与之适配、与时俱进的制度规范、监管机制、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，是一项需科学统筹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。

　　三是引领少年儿童阅读。我国少年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均面临数字技术带来的阅读困境挑战，主要凸显两大问题：一是线下阅读及亲子阅读时间被持续挤压，阅读能力未能随年龄增长实现同步提升；二是网络信息繁杂多元，少年儿童易在海量数字内容中迷失，难以形成健康规范的数字阅读素养。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以“阶梯阅读”为促进少年儿童阅读的宗旨，为教育工作者和监护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命题：如何引导我们的孩子攀登阅读的阶梯，从而成为终身阅读者？

　　此外，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，就是用于全民阅读的资金总量。新世纪以来，到2020年之前，我国经济高速发展，无论是用于全民阅读的地方财政经费，还是各类基金会投入阅读推广的专项经费，基本都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。2022年之后，随着一些地区经济下行，这两种用于阅读推广的经费都呈现了下降趋势，从消极的角度说，这会打消阅读推广的积极性；从积极角度说，这能够促进阅读推广工作从粗放走向精准，事实证明，只要能够把握群众阅读需求，把握阅读规律，阅读推广并不需要太高成本。

　　全民阅读的出现，推动着我们去探讨不阅读的原因；数字技术的出现，推动着我们思考什么才是阅读的价值。今天，阅读的载体、阅读的对象、阅读的目的都在变化，在有限屏幕的无限信息海洋之中，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，什么是阅读？人类的未来是否还需要阅读？传统阅读有着清晰的对象，那就是文字的世界。文字的诞生，是人类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而来把握世界、传递信息，当我们有了数字多媒体的技术，把握世界的方法前所未有地多元起来。五年前，当我在课堂上问我的学生他们喜欢阅读什么公众号时，这些高考六百多分的大一新生回答说，他们很少看公众号，他们都是看视频、直播。那一刻，我似乎看见了文字黯淡的前途。任何一种工具都有其局限性，文字也不能除外，当我们获得能够超越文字局限的信息传递方式时，文字的统治地位就不在了，那么，阅读是否就意味着不再重要？

　　至少，我们仍然需要掌握阅读这项技艺，才能消化和传承千百年来以文字所书写的人类文明，即使我们不再需要文字了，但人类通过阅读这种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却不会改变，那就是认识美，创造美。我们读出了《会饮篇》的美，也读出了《诗经》的美，读出了汤显祖的美，莎士比亚的美，托尔斯泰的美，我们能感受到唐诗与宋词的不同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与《春牧场》的各自魅力。如果未来有一种行为能够代替阅读，超越阅读，仍然能够获知这些美，那么，那一定是全民阅读已经实现的时刻。